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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聚光科技王健:为了一束光,我投了20多亿做研发

时间:2020-09-11来源:读创/深圳特区40周年上市公司高管访谈—深圳商报记者

 “你有个知名校友,刘若鹏,光启技术的创始人。”

  “其实我还有个更知名的校友,黄峥,拼多多的创始人。”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聚光科技的王健时和他的对话。

  外人看来,我们有碰瓷大牛的嫌疑,事实上,王健本身才是隐形大牛。

  王健,美国斯坦福大学光学检测博士、浙江大学光学仪器博士,中国分析仪器行业和环境监测仪器行业的龙头企业聚光科技创始人、董事长,连续上榜“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企业百强”。

  聚光科技强在哪?从这个公司名字可知其特异功能——一束光。

  打个通俗的比喻,普通人挑苹果通常会看一看、捏一捏,但挑的是甜是酸还得靠运气,如果遇到王健,他会用一束“光”照一照,分析计算一下,想知道的就都知道了。

  这束光,就是聚光科技生产的各种高端在线分析仪器。

  人类的感官能力90%是通过视觉获得,天地万物目之所及皆源自光,如果说我们经由光发现世界的大部分,那么对于王健来说,他所从事的行业则是通过科技让人感知世界的全部,“这些分析测量仪器就是为了拓展人类的感官”。

  在国际半导体激光领域,王健的名字,在斯坦福留学期间就因创造多项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而声名远播,当他发现,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技术具有代替传统采样气体分析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时,决定回国创业,2002年1月,王健在母校浙江大学所在地杭州创建聚光科技。

  “20多个亿,我到目前为止投了20多个亿做研发。”2020年4月27日,王健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关于“一束光”的问题,王健庆幸自己当年的创业选择,“我幸亏没做教授,如果做教授,我哪来这么多钱投入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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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混班走出的超级学霸

  背着一个大挎包,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深色的衬衣……走在人群里的王健,毫无海归精英的光环,2020年4月27日,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出差广州顺道来深圳办点事,当夜就回杭州,他只身一人,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也没个董秘跟在旁边拎包。

  但他一开口,谈到一束光,你会发现他整个人都熠熠发光。

  王健和一束光的故事要从浙江大学天才少年班——竺可桢班说起,文章开头提到的校友黄峥和刘若鹏都毕业自浙江大学竺可桢班,又称(工科)混合班,简称混混班。

  “我1987年进的浙大,遇到很多有个性的老师,脑子聪明的人特别多,我后来再也没遇到一个小群体聚集了这么多聪明的人,包括我后来去斯坦福读书也没遇到过。”王健用这句话点评了学霸云集的浙大混混班。

  王健在浙大呆了10年,专业是光学仪器,一直读到博士,学光学仪器就业比较窄,很多毕业去了华为、中兴通讯,但具体工作和光学仪器也没什么关系,王健读完博士之后很迷茫,到底做什么?那就出国吧。

  就这样,1997年他去了美国常青藤名校——斯坦福大学,继续读机械工程系的博士,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罗纳德·汉森教授,成为汉森教授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走进斯坦福,王健发现人生彻底打开了,对教授可以直呼其名,可以随时给诺贝尔奖得主发邮件,可以直接去对方实验室敲门,“这么牛的人原来就是我们身边的人。”

  原来在国内,教授是用来仰视的,但是在斯坦福完全不一样,所有文献作者都会留下通讯方式,发邮件一定会得到回复,一个穷学生可以见一堆牛人。

  “我会思考这些牛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我有什么区别,后来发现没有多大区别,这极大提高我的自信心。”王健说。

  这段愉快的博士学习时光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王健到了休斯顿一家从事半导体激光器研发生产的高科技公司工作,做光通信的器件,如果命运按照这样的轨迹走下去,王健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在美国过着优渥的中产生活,像他那些优秀的校友一样。

  可惜,这种高级打工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2000年下半年,美国光通信行业泡沫破灭了。

  1999年到2000年,硅谷正是最疯狂的时候,没人预料到泡沫顷刻破灭。

  “美国资本市场对于创新是极大的宽容,一二十人的公司就估值一二十亿美金,一个人就一亿美金,大量公司就这样一个人一亿美金卖掉。”王健回忆说。

  很遗憾,这波浪潮转瞬即逝,王健还没来得及赶上这波疯狂的浪潮,市场就断崖下滑了。

  “2000年是最后的疯狂阶段,大家都认为光通信是一种新经济,连格林斯潘都说人类历史上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新经济是可以永远增长下去的……但是,2000年下半年,泡沫破灭了。”

  王健的人生也来到了十字路口。

  当他看到国内在过程气体分析技术及分析仪器领域的技术水平依旧非常落后,传统的气体分析产品仍需进口,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仪等高端分析仪器更是全部依赖进口时,回国创业的念头随即萌生。

  就这样,王健和姚纳新带着融来的60万美金,和一个梦想,回到杭州。


【二】打破体制壁垒的第一单

  两个人、60万美金、杭州某栋居民楼,聚光科技的班子就这样搭起来了。

  那是2001年的寒冬,事实上,就在那一年,也是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寒冬,杭州另外一栋居民楼里,创立阿里巴巴两年的马云撑不下去了,他给投资人阎焱打了一个电话请求救援,因为发不出工资了。

  在互联网江湖的马云尚可以向投资人求救,做光生意的王健不知道怎么开出第一单,彼时中国的重工业还是趋于保守,倾向用国外大公司的产品,聚光科技,两个中国人开的小公司,怎么赢得客户的信任,这是摆在王健面前的世纪难题。

  公司成立之初的2002年和2003年,王健把60万美金都投入到半导体激光分析仪器的研发,整整一年,新产品还没开发出来,公司也一分钱没赚,员工走的走散的散。

  “那个时候房租就两三百万,工资也要两三百万,太难了。”面对周遭的不解和质疑,王健暗暗跟自己说要坚持下去,自主研发才是公司发展的必然出路。

  他沉住气,继续埋头研发,终于坚持到卖产品的那一刻。

  2003年6月,聚光科技终于开发出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仪样机,并通过省级鉴定,这在当时是国内首创,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时,距离公司成立已经一年半,财务上只出不进的状况也已经持续了一年半。

  研发出的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仪应用到哪?

  王健瞄准了钢铁产业,2004年推出LGA系列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产品,终于有一个钢铁公司愿意让他试试,双方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这样王健的团队就可以在那个钢铁公司做实验做应用,现在回忆起这个第一个向他伸出援手的钢铁公司,王健依然心存感激。

  彼时王健为这个钢铁公司提供的服务是用半导体激光测气体,传统的西门子等大公司用探头伸进去把气体取样抽出来,王健是用一束光穿进管道测试,不怕腐蚀不怕高温,相比起来简单很多,也先进很多,成本也低很多。

  那时的中国钢铁业还是热火朝天,王健趁新建钢铁公司的机会上线新产品,有了第一个单子,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以光为生的王健,就这样用一束光打开了中国的钢铁市场。


【三】环保龙头是怎么做出来的

  打开钢铁市场后,王健瞄上了环保。

  国家最早抓环保是抓污染源,当时国内有几十家公司垄断环境监测污染源市场,都是用国外的仪表,用红外的方案,王健团队研发了独特的技术,用紫外的方案,就算这样,想从垄断的市场分一杯羹也是很难的。

又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来了。

  2008年,国家突然重视污染源管理,需求量爆发增长,其他公司产能一下子上不来,王健就带着团队猛地冲进去,“拼的是执行力,上半年工程安装的只有两三个人,从两三个人很快拓展到100人,这些人从哪里来,我们从大学找大专生,两个人培养四个人,四个人培养八个人,团队快速裂变,就是装烟囱,国家急剧需求,我们就拿到订单。“

  命运的馈赠早已经标好了价码,这句话涌来形容王健这个机遇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全部自己研发,同行都是拿国外产品做集成,当然我们的产品上线快。”王健说这句话时,为创业伊始坚持做研发庆幸,市场终于为研发爆发性买单。

  从污染源,到水,到大气,整个环保领域,王健的团队又冲到国内第一。

  “最近有个污染事件,环保部副部长点名要我们的仪器,那个设备只有我们有,有的国外公司实验室有,但我们是现成的,可以直接装车上。”和我举这个例子时,王健难掩骄傲。

  今年8月,王健团队研发的这款移动走航监测溯利器进了央视的新闻联播,这个监测器名字看似拗口,说起来词汇也非常专业,直白说就是现在最牛的大气监测利器,比人工监测先进多了,可以实现空气中数百种VOCs秒级、0.1ppb量级的直接定性定量监测,目前移动走航监测溯利器已在超过35个城市实现走航观测。

  研发的好处除了可以快速进入市场,还可以很好控制成本,王健说,“我们成本控制做得好,我们的产品1000多人民币,西门子要6000欧元,怎么竞争,我们成本比其他公司低很多。”

王健解释说他并不是完全拼低价,“我们为客户做定制,客户愿意为定制买单,这样我们才有钱为研发买单。”

  以研发为生命线的王健,赚到钱,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反哺研发。


【四】研发狂人

  王健可谓研发狂人,他自言这些年投了20多个亿做研发。

  “这20亿的钱哪来的,我们自己赚的啊。”4月27日,走过18年公司发展的王健回望今天公司的业绩,直言,庆幸18年前的选择,没有选择去学校做教授,而是走上创业的路。

  遥想在浙江大学和在斯坦福大学博士刚毕业的时候,王健都曾犹豫过是不是留校做教授,毕竟这是一条最稳妥最安全的路,不管在国内还是在美国,做教授都是体面而稳定的职业,也是一条注定被人仰视的路。

  从“混混班”成长起来的王健就是想拼一下,毅然决然创业,结果每一步都踩到了国家政策红利的节点,让一个两人的微型团队发展到今天中国分析仪器行业和环境监测仪器行业的龙头企业。

  王健和我介绍说,现在聚光科技在钢铁等重工业、生物医药、工业环境等领域的产品线都很完整,正在开发生命科学、高端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产品线,“在科学仪器领域,我们是绝对的国家队,在分析化学领域,产品线我们已经拉齐了,世界上该有了我都有了。”

  走过企业风雨发展的18年,犹如把一个孩子培养成年,“今天的聚光18岁了,很庆幸,在一个个细分领域,我们都见证整个发展过程。”

时光匆匆,转眼18年过去了,昔日被国外巨头垄断的仪器市场,现在已经难寻国外巨头的影子,“当年的西门子、IBM那么牛,现在哪有他们的市场呢?”

  当然王健直言,现在的聚光和国际一流团队还有距离,“我们质谱团队的研发人员有300多人,但国际主流团队都有1000 -2000人,未来10年,我们希望有一天并入国际第一梯队,有5000人的研发团队,成为国际一流厂家。”

  对于现在的王健来说,每天在公司看着越来越多的研发人员是他最骄傲的事,“我做技术出身,我们公司有1000多名研发人员,每天看到这么一大班人在做研发,看着一个又一个产品研发出来,我很有成就感。”

  4月27日傍晚,对着窗外深圳湾的万家灯火,王健感叹说,深圳真是很好的城市,很包容的城市,聚光接下来要来深圳设立分公司,建立研发团队。

  当夜8点多,王健背着背包独自匆匆去赶飞机,我在微信给他留言,才发现这个“光的孩子”简单到没有微信头像,只有一个自然生成的剪影,让人浮想联翩。

  这让我想起他最后和我说的一句话,如果要问什么才是聚光最好的时候,我的答案是未来。